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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社会多元发展研究——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为例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张昆 发布日期:2019-06-06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内容提要:通过对东乌珠穆沁旗牧区社会多元发展的实证研究,提出在“被动发展”的政府话语体系中,牧民更愿意自觉实践尊重地方文化和传统的“主动发展”方式,由外源式转向内发型发展。研究表明,只有培育少数民族自身发展机制和参与发展的能动性才是实现牧区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地方社会根据其传统机制建构起来的生存实践不仅作为生产方式与外部市场和国家发生联结,同时在牧区现代化冲击下的不断转型中,也使得地方社会的生计方式得以维系,传统社会文化得以延续。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这一词汇,常常代表着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进步发展的话语体系。学术界对牧区社会发展的研究和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费孝通先生通过1984、1995年先后三次对赤峰的访问,提出了定居后“小草库伦”和“牧区庭院经济”这种创造性的生计方式,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并将其比作由联合国资助,韩丁兴办的示范牧场的缩小模型。[1]麻国庆基于对内蒙古草原的研究指出,牧区社会发展应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寻求传统游牧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的最佳结合点,实现环境、生计与人文三者之间的协调统一。[2]陈祥军也通过对阿尔泰山游牧民的研究提出,牧区的发展需要依靠民间知识体系的支撑。[3](P290)聂爱文认为牧区地方发展政策的主导和草原生态的变化,迫使牧民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并向外迁徙,延伸游牧经济的范围适应环境的变迁。[4](P117~118)近年来,随着“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牧区绿色发展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文兴吾、李后卿等人提出,应以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牧区绿色发展,同时也要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和就业增长有效联系起来,把握当代科技进步的发展机遇。[5](P195)当前,王晓毅、荀丽丽、陈锡文、廖林燕等学者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只有重视“乡村建设整体观”[6]和“在地治理”,[7]以及“产业转型升级”[8]“治理机制创新”[9]才能推陈出新,实现牧区振兴发展。

  从上述研究来看,学者们对牧区社会发展的研究,多围绕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外力推动视角展开,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方社会自主发展能力的关注。牧民通常善于利用原有的社会机制,以及结合传统的自然及社会资源谋求最佳的生存方式,而这种“内生”型的多元策略和发展方式才是牧民适应社会转型,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式。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农村发展具体目标和任务的制定充分显示了,农村牧区的发展将成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牧区社会发展作为中国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游牧生计方式如何转型?怎样处理发展话语背后的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关系?牧民将通过怎样的行动策略适应快速的社会转型?在牧业现代化和牧民生计选择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逻辑?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是政策决策者,也是学术界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文章试图通过牧区社会多元发展策略的诠释和实践,窥探牧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动调适机制,为推进既往的牧区发展理论体系及牧区发展问题研究尝试提供新的案例支撑。

  二、田野点概况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选取的田野点为东乌珠穆沁旗(以下简称东乌旗),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大兴安岭西麓,其地理位置东接兴安盟,南连西乌旗,西邻阿巴嘎旗,北与蒙古国苏赫巴托省接壤。总面积4.73万平方公里,其中天然草场面积6917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占天然草场总面积的95%。现辖5个镇4个苏木,9个乡级行政区及1个乌拉盖农牧业综合开发区。下设57个嘎查、1个国有林场、13个社区,220个牧民小组,192个居民小组。①截至2016年,东乌旗总人口7.07万,蒙古族人口4.56万,牧业人口3.3万。②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聚居的边境牧业旗。

安徽快3  由于东乌旗地处锡林郭勒草原腹地,草原植被和游牧生计方式保存较为原生态,因此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素有“长调故乡、搏克摇篮、服饰之都、游牧胜地、生态乐园”的美誉。近年来牧业现代化成效显著,在中国牧区发展中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生活在这里的乌珠穆沁牧民世代以游牧生计为生存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当地牧区社会就被卷入国家化、市场化现代性体系中,从游牧到定居、再定居,从牲畜作价归户到草场承包到户,再到今天的牧区振兴和牧业现代化,他们的生计生活经历了一个快速变迁与转型的历史进程。可以说,这种变迁既受自然环境及历史条件的影响,又和政策、市场等多重力量的支配相关。

  为了探讨东乌旗牧区社会的多元发展和生计转型,本文采用了人类学经典方法参与式观察。笔者分别于2011年8月,2012年8月~2013年9月,对该旗的牧业生计和社会发展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同时在东乌旗农牧业局挂职锻炼一年。因此可以说,笔者身份的多重性、调查地点的多样性,以及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点和面结合的有效性,为笔者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一个“由点及面”的多点研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及多重观察的视角。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是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对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研究,这样做当然符合人类学田野调查注重微型研究的惯习,但研究视角本身也会因此受到小社区资料细节的困扰,从而忽视了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思考。费先生曾对人类学调查方法进行了颇为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过去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是不充分的,应采用部分与整体、类型与层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接近整体,去解释中国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元一体格局。[10](P9)由此,笔者并没有将调查视角局限在一个单独社区内部,而是以旗为单位,选取了东乌旗不同地理位置、植被类型、退化程度及生计状况不同的个案进行分类对比,从而做到由点及面,层层推进,进而厘清整个牧区社会的经济特点及文化特殊性。因此,本研究在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定位是一个以旗为单位的多点民族志,以期在研究方法上对以往以个别社区开展调查的牧区人类学研究有一个方法上的突破和推进。

  三、东乌旗牧区社会多元发展的实践

  面对草原生态不断恶化,草场面积日渐碎片化等问题,以及国家、市场、技术等现代性体系的不断影响和冲击,作为实践主体的牧民如何在变迁与转型过程中调适,维系游牧生计和传统文化的连续性。正如洛耶所说:“适应正在开始被看成不是由于环境决定有机体变化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机体积极回应环境中觉察到的制约性结果”,[11](P122)在传统与现代、适应与选择的阵痛中,他们具备怎样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又表现出怎样的特殊性。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展开讨论。

  (一)经营观念的转变与畜群结构的调整

  草场和牲畜承包到户之后,家庭作为独立的经营单位,发挥的功能被空前强化了。新的社会环境对牧民提出新的要求,赋予了他们新的责任、义务和角色,这就需要作为实践主体的牧民必须改变传统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学习新的知识本领,从而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以求维系游牧生计的可持续。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是当前牧民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在牧业经营个体化和市场观念不断被强化的双重背景下,如何经营,怎样达到利益最大化开始成为每一个家庭生存的关键。由此,一些头脑灵活的牧民首先开始了他们的探索和致富之路,成为最先适应新环境的牧区精英。葛根图成为当地草场划分之后率先转变经营观念,壮大家庭畜群的先例。

  个案1:葛根图,蒙古族,63岁。1968年从通辽移民来到了呼热图淖尔苏木阿日斯楞图嘎查。1983年分牲畜时,15只羊/人,5头牛/人,家里姊妹5人,加上父母,7口人共分到105只羊,35头牛。第二年分草场,按照2000亩/人,共分到14000亩。葛根图比较聪明,他从本地购买乌珠穆沁小羊耙子,③45元/只,卖给呼伦贝尔的牧民,85元/只,挣了钱再去买山羊和绵羊羔子壮大畜群规模。因本地蒙古牛个头小,他就从东北花500~600元购买个大体肥的改良牛犊,养大了可以卖到1200元。全家人苦心经营,几年之后羊群很快发展到2000多只,牛500多头,成为全旗典型的富裕大户。

  在东乌旗,像葛根图这样的牧民不在少数,尽管分草场之初,每家分到的牲畜较少,但畜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价格增长刺激了牧民努力扩大畜群,增加家庭收入。事实上,只要部分牧民从经营方式的转变中得到了实惠,周围牧民就开始相继效仿,从而加速了东乌旗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变革。此外,为保证牲畜的膘情和接羔率,每到八月牧民就需要储备数万斤草料过冬。牧民夏季将一定面积的草场围封起来作为打草场不去放牧,如果自家草场退化严重,不足以满足冬春的草料储备,就要向其他牧民购买草料和饲料。这说明牧民已经意识到,草场的退化使畜群仅仅靠啃食牧草已不能维持其体力和营养了,需要放牧结合舍饲才能渡过难关。这对于世代以传统游牧为生的牧民来说,从依靠天然放牧转向以放牧为主、补饲为辅的经营方式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认知和适应过程。负责发放补贴的青巴特向笔者讲述了牧民最初对待政府补贴饲料的态度:

  “2003~2006年,因春季休牧,政府给牧民补贴饲料。当时我们在卫生队大院里负责给牧民发放玉米籽。许多牧民刚领了玉米籽,一出大院就卖给旗里的汉人喂猪了,100元一袋的饲料只卖30元。那时他们还不认识饲料,也不明白饲料对牲畜的作用,还说‘我们的羊是吃天然牧草的,不吃那些东西’。现在哪有牧民不认识饲料的,一到秋天,家家都来旗里成车购买回去冬天喂羊。”

  由此,从依靠天然放牧到放牧结合舍饲,牧民在不断学习和适应,改变和选择过程中,努力维系着传统游牧生计方式。自古以来,根据草场类型合理调整家庭畜群结构维持牧草生长的最佳状态,是牧区生产遵循的传统法则。畜群结构是家庭畜群内不同畜种的比例,及同种牲畜的年龄、性别的比例结构。王建革认为畜群结构不但是生态条件的变量,也是社会结构,特别是蒙古族阶级结构的变量。而这里对畜群结构的探讨主要是基于特定生态条件下,家庭畜群内不同畜种的比例结构。东乌旗牧民按照食草量,将五种牲畜分为大畜和小畜两种类型。大畜包括蒙古马、蒙古牛及骆驼,小畜以蒙古山羊和绵羊为主。从实用性来讲,大畜属于役用牲畜,小畜属于奶肉兼用牲畜,以及作为商品出售或婚礼、社交等馈赠礼物在不同家庭之间流动。[12](P47)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旗畜群结构中,大畜比重逐年下降,小畜比重逐年上升。其中,小畜当中的绵羊比重增速迅猛。截至2011年,全旗牲畜总头数为1472557头(只),大畜101785头,小畜1370772只,牛80412头,马20922匹,骆驼449峰,绵羊1267805只,山羊102967只。④大畜在全旗牲畜总头数中所占比例6.9%,小畜所占比例93.08%,绵羊所占比例高达86.09%,山羊只占7.0%,牛占5.5%,马占1.4%,骆驼则更少,仅占0.03%。笔者根据东乌旗统计局及地方志办公室所获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全旗畜种结构比例进行了整理(见表1)。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东乌旗传统的五畜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分散家庭经营中,牧民开始倾向于调整畜群结构扩大畜群规模,进而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增加家庭收入。对此,笔者从100多户访谈个案中分别抽取了地理位置、草场植被和家庭经济情况不同的3个个案做进一步分析。

  个案2:白乙拉,蒙古族,30岁,乌里雅斯太镇道木德嘎查牧民。由于出生于草场承包之后的1984年,所以没有分到草场,父亲去世后,母亲将父亲的草场3119亩给了他,妻子没有草场。目前家里绵羊304只,其中母羊200只,大羔子60只,小羔子40只,羊耙子4只,山羊没有。此外还有2匹马,用于冬天下大雪时放牧,4头牛用于产奶及奶制品制作。

  个案3:格日勒图,蒙古族,45岁,萨麦苏木满都拉图嘎查牧民。1984年分草场时,按1225亩/人划分,家里四口人,共分到4900亩,另租其他牧民草场4000亩。目前家里绵羊1300只,其中种公羊20只,牛和山羊没有。马2匹,主要用于那达慕和祭敖包时赛马。

  个案4:特木尔,蒙古族,62岁,嘎达布其镇尚都嘎查牧民。1983年分草场时,母亲、弟弟,再加上特木尔和妻子及四个孩子,共8口人,按1969亩/人划分,共分到15752亩草场。如今母亲和弟弟已去世,家里六口人的草场还没分开,共养羊1000多只,其中山羊20多只,牛和马没有。

  以上个案显示,位于东乌旗中部个案2的牧民主要以养殖绵羊为主,山羊没有,马和牛分别为2匹和4头。位于东乌旗北部个案3的牧民,家庭主要畜种同样为绵羊,马2匹,牛和山羊没有。而西部个案4的牧民只有绵羊和山羊,牛和马均没有。由此可知,牧民的家庭畜群结构主要以小畜为主,且以绵羊中的母羊为主,种公羊和山羊为辅,牛、马、驼等大畜因饲养周期长,经济效益小,目前已基本被逐出家庭畜群结构。小畜又主要表现为绵羊头数及比例的增长,这和绵羊在牧民生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一定关系。原因是绵羊繁殖快、出栏快、经济效益好,在市场上具有较大竞争优势。被快速卷入市场体系的牧民,在生产和贸易市场上无力对抗畜产品的无差异竞争,他们开始越来越依靠市场和变现能力,努力参与市场经济,增加家庭收入。

安徽快3  (二)技术嵌入传统:现代畜牧业的出现

  调查还发现,在地方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许多牧民积极投入到现代畜牧业生产中,具体表现在牧业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利用草场资源优势转变牲畜饲养和繁育方式等方面。我们关注牧业生计方式转变的同时,不能不关注现代技术对传统生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打草搂草机、自动吸奶机、机械化剪毛机及由太阳能带动的游牧房车,这些现代技术正日渐嵌入到传统牧业生产中。受访牧民告诉笔者,2009年以前当地打的都是散草,那时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这些现代化机械设备用的并不多,可现在几乎所有牧民都开始使用机器进行打草,如果家里没有这些设备,就雇人打草或捆草。为了减少单独雇人的费用支出,往往选择几户牧民合作雇人,或借打草机共同打草。于是,传统的合作组织机制又被牧民糅合到了现代技术系统中。

  人类学家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需要提供能量,使之运动和进化”。[13](P287)同时他将文化分成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并指出他们之间彼此相关,相互影响,其中技术系统起主导作用,因为人要生存在自然界中,必须要有技术手段。如今牧民在传统放牧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牲畜改良和先进的牛羊育肥知识,主动参加政府组织的“科技进牧”“牲畜改良”等培训,争取政策扶持,不断提高科技运用能力和自身养殖素质。由此东乌旗出现了许多家庭经营较为成功的典型户,包括畜群结构调整典型户、乌珠穆沁种公羊养殖典型户、早春羔示范户、羔羊育肥典型户、西门塔尔牛养殖专业户、黄牛改良专业户及蒙古马保种专业户等,农牧业局为他们颁发了证书进行奖励。调查期间,“乌珠穆沁羊标准化畜群”“农机推广科技示范户”“乌珠穆沁羊评比种公羊第一名”等奖牌成为牧民家里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以下面的西门塔尔牛养殖专业户为例。

  个案5:巴图布勒胡木德勒,蒙古族,53岁,嘎海勒苏木额仁宝力格嘎查牧民。他承包草场13500亩,2006年,开始积极完善牧业基础设施,新盖畜棚270平方米,畜圈600平方米,机电井2眼,大口井1眼,配置打、搂草机一套,在政策支持下又建立了西门塔尔牛核心群。他还积极参加旗、苏木镇举办的黄牛改良冷配技术培训班,利用西门塔尔牛冷冻精液技术对自家150头母牛进行了人工授精,经改良比本地牛犊售价高1400元。饲养管理方面,巴图改变传统四季放牧方式,采取半放牧半舍饲方式。夏秋季以自然放牧为主,冬春季改为放牧+补饲,白天以放牧为主,早、晚各补一次青干草,下午补一次精饲料,中午饮一次水。对牛群卧盘的处理,主要铺垫10厘米以上的干羊粪,每天早晨牛群放出后及时清理,以保证牛圈的清洁和卧盘的保暖。通过精心饲养,母牛繁殖成活率85%以上,每年出栏育肥肉牛40头,向嘎查牧民租赁种公牛30头,每头租赁费为3000元,家庭纯收入26万元。如今他被评为“黄牛改良先进个人”“转变畜牧业经营方式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成为东乌旗家庭牧场经营致富的典型户。

  个案表明,为推进畜牧业现代化,当地牧民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调整传统认知方式和经营观念,在传统放牧方式基础上,通过夏季自然放牧,冬季放牧结合补饲,主动运用冷冻精液技术对牲畜改良,提高畜群良种比例。这说明,牧民开始把握更多的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和经营方式,适应牧业现代化转型,寻求人与自然协调统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显然,相比外部政策推动下的“被动发展”,作为个体家庭牧业经济的行为策略,这是一种内发的“主动发展”。

  (三)离土不离乡:牧业之外的多种经营与自主发展

  “离土不离乡”,指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就地转移,主要通过发展农村非耕地经营和小城镇吸收脱离耕地的农业人口,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使住在农村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增加。[14](P11)这一发展方式曾被许多学者看作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原因是,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耕地少,容易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人口转变过程中面临就业难的问题。而基于中国现有条件,国家又不可能增加更多的投资办工厂吸收被转移的非农业人口。所以中国实现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使这部分农业人口就地转移。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总人口13900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134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58。52%,农村人口5766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41。48%。⑤如果城镇化过程中,让五亿多农村人口都进入城市,仅靠目前有限的大中城市吸收是不可能的。虽然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强调,实现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必须让城镇不断吸纳和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但农民转移出去了,农村怎么办?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如何通过引导协调,促进城市和乡村良性互动、平衡发展,城镇的资源也要适当向农村倾斜,使城镇和乡村实现一体化融合发展。

  就东乌旗牧区发展而言,随着现代化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会使生产相同畜产品所需的劳动力逐渐减少。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牧业专业合作社的产生,生产必然走向集约化、规模化,因资源整合导致牧业生产中的剩余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多。那这些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和安置?如果让其转移进城,因牧民长期习惯于放牧生活,难以接受城镇新生活,很可能使他们的家庭生活陷入窘境。因此,“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就成为目前较为合理的过渡方式。让牧区的剩余劳动力在不离开牧区的前提下,与草场以外的其他生产条件相结合,激发生产者的能动性和自主能力,使牧区的生产方式向多元化发展。这就要求适时引导牧民努力发展牧业生产的同时,利用剩余劳动力,促进牧区相关产业发展,建立起多部门的牧区经济结构,如基于地方传统知识体系,鼓励牧民发展地方文化产业,建设文明牧区。苏德毕力格是东乌旗民族文化创业精英的典型代表,他联合几个马头琴爱好者创立了东乌旗第一家马头琴制作室。

  个案6:苏德毕力格,蒙古族,47岁,嘎达布其镇希日哈达嘎查牧民。早在2004年,苏德就先后到北京、呼和浩特等地咨询专家,考察市场,积极争取政府对牧民转移创业的优惠政策,于2006年3月,组织了5个马头琴制作爱好者成立了“嘎达布其镇乌博马头琴、工艺品制作室”,注册了“乌博”商标。他们生产高、中、低音马头琴,琴身手工雕刻,图案精美。产品种类上,包括乐器和工艺小马头琴两种,并对马头琴的马头制作技艺进行了创新,改为“狼头修饰”。2009年,制作室开始扩大规模成立民族工艺品制作厂,又增加了纪念品马头琴、“淘奴”工艺品表和乌珠穆沁服饰。通过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加入,目前参与制作的牧民已达40多名。演奏用马头琴年生产量120把,工艺品马头琴600件,年利润46万元。他们生产的30把乌博工艺品马头琴还参加了法国格勒诺布尔市举办的“多彩中华·中国民族文化展演交流会”。

  个案中,马头琴制作室并不在城镇,牧民也没有离开土生土长的草原,正是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不仅因地制宜地创新了传统经营方式,促进了牧区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转型,又传承和维系了民族传统文化,同时还可以吸收牧业生产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容纳离土牧民。正如苏德毕力格描述的一样,他们制作的马头琴虽以出售为主,但每天聚在一起制作研究,不仅延续了传统制作技艺,还吸引了不少牧民爱好者加入。又如:

  个案7:布和额尔敦,蒙古族,50岁,乌里雅斯太镇达布希拉图嘎查牧民。承包草场6300亩,牲畜1400只,牛和马共300多头,羊1100只。2005年,以2元/亩的价格租用邻户草场25000亩。为增加家庭收入,他通过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卖掉绵羊,培育蒙古马,投入12万元建设了马圈及配套基础设施,成立了“蒙古马保种基地”及“马文化协会”。同时又开始经营“牧人之家”旅游业,雇佣牧民服务员5人。每年夏季都会举办2次打马鬃、打马印、驯马、套马等特色马文化活动,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还传承了驯马、套马、皮质马具及马奶酒制作技艺,如今他家马群已发展到400多匹,成为东乌旗的养马大户。

  近几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鼓励下,蒙古民族服饰、皮靴、骨雕、马鞍具等制作室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东乌旗大街小巷。牧民努力维系游牧生计的同时自觉传承着民族文化。家庭空间也随着经济活动半径不断延伸扩展,通过短暂的“离乡”将外部先进的资源和技术带回草原,更好地从事“不离土”的牧业经济。他们通过不断弹性调整家庭策略始终坚守着直接向草原“讨生活的传统”。[15]

  就地转移主要依靠在地群众的自力更生,通过结合牧区自然和人文特点,大力发展牧业生产力,努力提高牧民的自主经营和发展能力,打破牧区单一经济结构,使牧业和其他职业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通过发展大中城镇刚性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导致劳动力外流,资金、原料、传统文化都被城镇虹吸过去,还可以缩小牧民和城镇居民生产力水平、思想意识等差距。由此发现,牧民自觉建构起的与草原生态相适应的多元职业结构,更进一步体现了牧区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他们在国家的发展话语体系中努力表达着自己的声音,利用现有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主动提升自我的经济发展能力,建构起一套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为策略。

  四、结语

安徽快3  以上通过国家倡导的现代化思想逐渐嵌入到一个原本封闭的牧区边陲社会之后,作为“被发展”的地方社会如何响应和实践的民族志揭示:地方社会并不是“被动发展”的接受者,而是“主动调适”的能动者。他们以家庭为载体,不断弹性调整和变化生计策略,包括主动转变经营观念,调整畜群结构,推行畜种改良,开展羔羊育肥,努力学习新技能,将技术嵌入传统牧业生产中,甚至将家庭生计扩展到游牧经济之外,基于地方传统知识体系,自主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在更广阔的范围建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生存策略。对于东乌旗牧区社会在参与牧区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动发展观,值得让我们对以往的“外力推动”发展观进行反思。

  或许适合本民族个性和文化特点的自主性发展是实现牧区社会发展的基础。日本上智大学的鹤见和子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内发型发展”概念,并将其表述为“适应于不同地域生态体系,立足于传统历史文化,结合于外来知识、技术、制度等,进行自律性地创造”。[16](P11)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重视从地区内部寻求自然和社会资源优势,发挥在地群众的自觉性和主体性,重视“内力拉动”促进地区发展的理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大牧区如何转型,如何平衡发展话语背后的现代性和地方性问题,进而使其更好地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就需要我们在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时,以当地居民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关注地方社会的发展诉求和精神世界,深入认识当地社会的特殊性和整体性,发挥本土文化的传统机制,切忌照搬农区或大中城市“激进发展”的路子。

  上述研究表明,只有培育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机制和参与发展的能动性才是权宜之计,否则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只能是短暂的规模扩张,不能形成支撑其长期发展的自生能力。事实证明,地方社会总是善于运用原有的社会文化体系理解“发展”和实践“转型”。在新的情境下,东乌旗牧民的多元发展是基于传统游牧生计和地方知识再造的生存实践,这套糅合了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实践策略不仅作为生产方式与外部市场和国家发生联结,同时在牧区现代化冲击下的不断变迁中,也使得地方社会的生计方式得以维系,传统社会文化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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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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